编者按：2011年11月18日，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受邀到我校讲学，作题为《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大争论》的报告，本期刊登其报告摘要，供读者参考。

丁学良：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大争论

近两三年来，国际上关于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题目之一是“中国模式”，另一个是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相关的，我们称之为“和平崛起”，或是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

虽然中国模式只有近几年才争论得很激烈，但是中国模式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起点的时候。回顾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中国模式的两大争论：第一个争论是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模式的时代根源是什么？时代根源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上。发展目标是尽快建立一个强大的有军事工业体系的国家，所以一切经济资源、一切配置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结果导致了后来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状况。如果我们回顾这个模式是从哪来的，都知道模式是从苏联来的，苏联当年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还有从德国、法国、英国引进的高新技术体系，苏联确实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但后来还是没有支撑下去。中国学习苏联，以发展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为最高目标，并且以一个最快的速度来发展，斯大林用十多年的时间把当年的苏联变成军事工业体系强国，导致了一千万多人死亡（饥荒），而我们国民经济基础非常弱，与苏联相比差很多，导致的后果可能更严重。当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这样的反思，是伟大的认识，是理性的认知，没有这种反思，后来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时的迈步。第二个是社会主义生产目标大争论，我们一定要搞生产、搞投资、建厂、搞设备，我们讲速度，我们讲产出，我们这样拼命的生产，目的是什么？当时的经济学家特别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空洞的什么主义，不是为了空洞的意识形态，不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目标，我们讲的是具体的人——社会主义中国的每一个普通公民，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生活摆脱贫困，为了他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我们才进行这一系列大规模的生产。换句话说，衡量中国每一个项目，衡量中国每一个五年计划，每一年预算，每一年GDP的增长，最终的指标看它做得怎么样，就是看它为具体每个人的福利作了多少贡献，其他都是间接的，甚至是空洞的。70年代末80年代末，虽然已经从理性上认识到苏联模式行不通，已经在生产目标理念的层面上逐渐达成了共识，但是当时对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还没有共识，而且没有具体的信息。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大约11年左右的时间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对中国怎样达到目标在道路、手段、政策、做法上进行了讨论、研究、探索。当时，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向外学习、向外取经，派出了一批批资深的学者去考察。这个考察是从羞羞答答的渐进的国家改革开始的，一方面认为苏联模式行不通，但另一方面对于同步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不敢公开承认其体制、方式、方法。到80年代中后期达成共识：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最理性的体制，不能够同它对着干，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同市场经济对着干，绝对不可能致富。但对于如何达到伟大目标这一点还是比较模糊的。

“中国模式”决定性的推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90年代初，“中国模式”的构架基本上被推出来了，被称之为“铁三角”：第一个支点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铁三角”最重要的角；第二个角是中国市场经济；第三个角是社会要稳定。“中国模式铁三角”到现在运行了大约20年，取得的成果是不可被取代的，虽然不完美，但是绝对不能被否认。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模式”发展面临四大成本与代价：第一大成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相对弱势的群体、相对弱势的地区、相对弱势的产业和相对弱势的部门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应该得到的份额远远少于实际得到的（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不是说过得比以前不好）；第二大成本，对中华民族生成和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过渡掠夺；第三大成本，公共领域（public sector）——用纳税人的钱而支持的所有部门，包括政府、党中央系统、部队、警察、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非规范行为持续的蔓延；第四大成本，对于中国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的研究讨论——管制太严，总是粗暴地干涉中断。

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模式”中间有一块是市场经济，而中国政府对市场操控的力度过严，涉及面太广，造成市场扭曲，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越来越不对称，越来越不平衡。经济增长源有三类：第一靠的是出口带动；第二是固定资产的投资；第三增长源是国内消费；问题在于这三个轮子在转动的过程中，第三个轮子被挤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瘪。

最后一个问题是：过去经济发展中，真正享受到特别多、特别快财富增长的人，占所有人口的一小部分，只有从小众转到大众，社会才能越来越稳定。